青梅竹马

牯岭街少年们骑着摩托在台湾街头呼啸而过，怀里揣着呼之欲出的刀子，中年人的台湾梦早已远离，和窗外的车影霓虹一样虚幻、风的后面是风，天空的上面是天空，道路的前面，还是道路，所谓美国、所谓结婚，无法接近，也不能让生活变得更好吧。

杨德昌的锐利在于他对身处的世界的洞察力，然而这种看似冷眼旁观实际上是杨德昌自己口中的关怀。这种冷静中的偏激超越了时间，地缘关系和政治形态， 因为无助的时代感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永远都不会消失。杨德昌的电影喜欢年轻，热衷悲剧，从不信任婚姻。杨德昌似乎害怕赋予自己电影更多的希望，因"一旦希望落空，他要承担的失望恐怕更大。”就如同他借阿隆口中道出的，生活里没有任何东西是万灵丹。

沉溺于回不来的少年时期

沉溺于旧时代的温和

阿隆始终走不出，最终选择了在寂静夜晚的马路边坐着抽烟，任凭腰部伤口的血流到水泥坐台上，带走自己消逝了光彩的生命。

这是阿贞的母亲，也是童年往事里阿孝的母亲。在后来的是枝裕和的电影里我们也能看到同一位演员在不同电影里的相同身份，仿佛他们寄托了导演所传达的传统意象里母亲和父亲的形象，抛开演技，形象的契合度就很满足观众了，这些有故事的脸庞，生来为情节服务。

阿隆告诉阿贞，最近的自己一直在做错事，没有人提醒他，他需要冷静一下，说完就离开了，坐上计程车，路上发现了骑摩托车追赶的阿贞的追求者，计程车师傅提醒最近这段路的治安不太好，阿隆还是下了车，两人大打出手，那人捅伤了阿隆后逃之夭夭。流血的阿隆在马路边招手，没有计程车停下来，索性也不走了，走出今晚又怎样呢？车子赌掉了，房子卖的钱被美国的姐夫骗去了，曾经的朋友如今也不如意，青梅竹马的女友对自己也不是深爱，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没有出路，所以走出今晚又怎样呢？

阿隆心里的白月光始终是少年时在棒球场上意气风发的自己，在阿贞的朋友和自己赌射飞镖时，因为对方对自己曾经是“国手”的嘲弄而大打出手，“打架呢，打的是一口气。”阿隆始终走不出平和温柔的过去，接受不了新时代快速变化的一切，朋友，爱情，亲情，社交等等。

沉溺者追不上时代变化的脚步，选择了和过去一起消逝。

几个片段：一，女儿：“阿隆和爸爸越来越像了。” 妈妈一边洗菜：“菜越来越贵了。” 二，男主的朋友和他扔球玩，当朋友向男主问到“阿贞在哪里”时，恰好失手，球打碎了玻璃。三，父亲把勺子弄掉到地上，女儿看到后没有捡起来，父亲看了眼地上，伸手拿过女儿的勺子用，女儿只得捡起地上的那个，放到桌子上把玩，也不用。四，侯孝贤独自无聊地待在女友卧室，墙上有一幅画，一双手搂着后仰的纤腰，侯孝贤模仿那双手的姿势贴上去。五，镜头给到女主躺在地板上做瑜伽，然后睡着。接着给到室外，远处的高楼，有马路上汽车的轰鸣。再给到室内，女主从地板上做起来，发呆。孤独在这几个片段的交替里溢出。六，两人站在女主家黑暗的客厅里，男主过了一会儿伸手打开灯，不过一秒钟，女主又关上了。七，阿贞和妹妹的朋友们去歌舞厅，小青年们在舞池扭来扭去，阿贞和她的那个小青年在边上靠墙呆着，对着笑笑，突然停电。电来之后，大家再次白痴一样沸腾起来，墙边的小青年转头看阿贞，阿贞蹲着，伏在胳膊上在哭。八，尾声时，通过高楼的玻璃看到外面扭曲了的马路上驶过的一辆辆扭曲的汽车。 女主的妹妹站在楼顶俯视下面的车流，说，“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所有人，所有人都看不到你。”其实这也是我喜欢的电影会带给我的感觉。

杨德昌导演曾谈到，《青梅竹马》（Taipei Story）“就是台北的故事，就是台北新和旧的汰换；因为一九八四年时台湾经济很惨，当时的情况让我反省到纺织业，还有东区的发展，然后变成两个人物，阿隆和阿贞，再从平面开始做垂直的发展，结构就出来了，结构出来就会有人物，就会有关系，然后台湾的过去、日本经验等等再加进来，还有阿娟和两个主角的三角关系，整个故事变得人格化”。

台北的新旧汰换，指的是西区的衰落与东区的兴起。80年代前，台北的中心在西区（艋舺&城内&大稻埕）。80年代台湾市场对外开放，台北变成跨国公司进军本土市场的管理中枢，拥挤的西区已经无法适应这一发展，信义计划因此被提出，中心东移。此后，写字楼，百货商场，酒吧，夜店在东区遍地开花；与此同时，西区历史建筑的废存引发了社会的激烈讨论。其中位于大稻埕地区的迪化街就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改建老屋拓宽马路，还是保留狭窄的街道，各方争论不休。杨导将这种新旧的矛盾，变成阿贞和阿隆的故事。阿贞和阿隆是成长于迪化街的青梅竹马，两家父母都在那里经营小本买卖。长大后，阿贞成为东区白领，代表着“新”，阿隆接替父母的生意，在迪化街开布行，代表着“旧”。其中更复杂、更完整的人物关系可参考黄建业老师梳理的人物结构表：

杨导将整个电影故事搭建在台北空间之上，利用人物活动的空间去呈现老中青三代人之间的戏剧冲突与新旧力量的矛盾，突出经济社会环境所造就的必然悲剧：情感的疏离（如下表所示）。具体而言，阿贞的东区公寓与阿贞父母家西区老宅的对比呈现了阿贞与父母的冲突；阿贞的社交场所（pub）与阿隆的娱乐场所（卡拉ok房）隐喻着这对青梅竹马注定分手的结局；还有一个相当有意思的空间——阿贞妹妹和朋友们所处的废弃空屋，代表的是更开放的一股潮流。

阿贞在东区的公寓代表着东区新兴的力量，与阿贞父母所住的西区老宅形成鲜明比较。她的公寓（如下图所示）整体风格简约大方，雅致通透。墙上挂着各式西洋风景画、速写图、人物肖像画；家中摆着电视机、录像机、音响；为显生机，地上还放着室内盆栽。这样的空间设计透着中产阶级的雅痞品味，代表的是西式的、现代的审美，同时也是居住者，也就是阿贞的社会地位以及灵魂的象征。她是某建筑公司负责人梅小姐的特别助理，颇受重用，靠着自己的努力离开了没落西区原生家庭，搬进东区高档公寓，实现了经济独立。她能够迅速适应社会节奏，接受新兴事物，紧跟潮流的步伐，认可现代、西式的价值观念。

位于大稻埕迪化街的阿贞父母老宅则散发着陈腐的气息。整座建筑物采光不佳，暗暗沉沉的。家具都是旧式的木制品，色泽既旧又土。导演特地给了高悬在墙上的照片一个特写（如下图所示），照片上是一位老妇人的半身照，眼神带着几分诡异的味道。她有如一个鬼魅，笼罩着整个屋子。镜头还多次拍到这间屋子中半死不活的老奶奶，即使（外）孙女对着她讲话，她也只是目光呆滞，面无表情，有如一个活死人。这间屋子，折射出阿贞父母（上一辈）的保守、顽固。

居住空间直观地呈现了阿贞和上一代人无法调和的品味。此外，导演还利用休闲娱乐场所的差异去讲述新旧的矛盾，从而暗示阿贞与阿隆必然分手的结局。阿隆常常与朋友聚在一间叫“银座”的卡拉OK房（如下图所示），这个空间处处显示出日本的痕迹：跟居酒屋一样，客人可以隔着吧台与服务员或者老板面对面坐着享用餐点饮料、互动聊天。阿隆十分恋旧，常与朋友们到这里聚会，唱日本歌或者台语歌。卡拉OK房就是他的精神乌托邦，在这里，他可以逃避生意和情感困境，躲开现代化、都市化和工业化的压力，与朋友玩纸牌、听歌、聊天，缅怀自己曾经的峥嵘岁月。

阿贞这个摩登女郎喜欢的社交场所与恋人阿隆完全不同，她和朋友喜欢去东区高档pub聚会。这个pub充斥着西方文化象征符码，是台北这个东方都会中刻意建构起来的“仿西方”现代空间（如下图所示）。镜头下，最新款的留声机播放着西洋摇滚音乐，旁边还摆着英文黑胶唱片，给整个空间营造出美式青春反叛的气氛；墙上的告示牌上用英文写着各式鸡尾酒的名字，贴着各个国家的钞票，显示着pub的国际化定位；墙上还挂着的供人娱乐的飞镖，一项起源于西方的运动。就连阿贞朋友讲出来的谜语（色情笑话），也是中西合璧的，“中国人有一个，短一点；麦克·杰克逊也有一个，长一点；教皇也有一个，但是没用过”。若非有基本的英文功底就很难猜得到谜底竟然是“姓”（last name）。

阿隆这种秉持着旧价值观的保守派，在这样一个“仿西方”的现代空间中显得格格不入。导演加入一场关于职业的争执对话来呈现阿隆身处其中的尴尬。

阿贞朋友：阿隆，你在哪高就？

阿 隆：我做布的。

阿贞朋友：纺织？

阿 隆：哦，不不不，做布的。

阿贞朋友：就是纺织嘛。

阿 隆：做布的，做布的。在迪化街卖布，开布店。

阿贞朋友：哦，卖布的。

阿 隆：对。

在阿隆的认知中，他的职业就是传统的小买卖，卖的是手工作坊染成的布匹，由于接触的买家数量有限，不需要用到名片。而阿贞的朋友们平时都跟国际企业打交道，他们以国际化、现代化、工业化的思维去理解阿隆的生意，以为那是具有一定工业规模，机器批量生产的纺织业，两伙人于是起了争执。这一场争执非常微妙地展示了阿隆与阿贞（及朋友们）的认知差异。

电影中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空间——阿贞妹妹和朋友们经常混迹的顶楼废弃空屋。空屋入口处写着“空屋危险，请勿进入”，可见此处是都市化过程中建造的质量不合格的大楼。空屋里面空荡荡的，墙上喷着恶作剧的涂鸦。站在顶楼，俯视“可以看见所有人，可是所有人都看不到你”，抬头可见“富士相纸”，“NEC日本电器”等大型跨国公司的巨型广告牌。可以说，这个所在就是阿贞妹妹这一辈年轻人的精神空间。他们不认同父母辈的价值理念，但是又没有像阿贞那样的经济能力，所以只能待在一个都市化过程中被贴上“次品”标签的场所，来抵抗师长辈的说教，逃避现实的压力，展示他们的姿态。这个废弃空屋基本上是一个价值真空地带了，既不受传统旧价值观的约束，又不受商业社会新价值秩序的管制，唯一的原则就是快乐至上。它是一个无秩序的所在，代表着另一批年轻人的选择。

故事的结尾，阿隆倒在了血泊之中，隐喻着旧文化的消亡。果然，杨导是悲观的。在他的电影中，感情会破裂，婚姻会失败，没有什么是万灵丹。事实上，经过多年的争论，迪化街最终被保存了下来，变成现在的”年货街”，不知道这是不是杨导最期待的结局。

参考资料：

黄建业：《人文电影的追寻》，台北：远流出版社，1990年8月。

黄建业：《杨德昌电影研究》，台北：远流出版社，1995年1月。

在楊德昌和侯孝賢的電影裡八〇年代的臺北好美，《青梅竹馬》裡的台北和《愛情萬歲》裡面的台北有幾分相似，棒球這個母題讓我想到了林書宇的《九降風》。每每看這些臺灣新電影時期的作品，都會讓人有種想要繼續拍電影的衝動，他們那代人真的好厲害，這樣說故事，這樣擺鏡位，沒有一顆鏡頭是會讓人遠離那個臺北的，我覺得他們厲害的地方就是他們拍出了時代的韻味，在他們的電影裡，每一分一秒都是情感，那是回不去的時代，也是他們的時代。相較《一一》、《估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青梅竹馬》離我們好像又更近了一些，那種悲憤的小人物的苦，還有都市的寂寞。

好喜歡阿貞對阿隆的愛，那種愛看不見未來卻帶著彼此的過去，雖然有著新歡，但心裡最在意的人還是阿隆，沒有人能夠定義他們的關係，那種朦朧的模樣，台北的迷晃，青春的謎樣，阿貞在最需要人陪的時候會打給他，阿隆會陪她，阿隆從來就沒有開口說愛她，但是也從沒拒絕她的擁抱和需要。

阿貞：我們結婚好不好？

阿隆：結婚？結婚又不是萬靈丹，妳知道的。

阿貞：難道一定要等移民到美國，才能結婚嗎？

阿隆：不要想美國了，美國也不是萬靈丹。跟結婚一樣，只是短暫的希望。讓你以為一切可以重新開始的一種幻覺。

這場戲很厲害，在電影快要結束的時候，阿隆和阿貞回到了家，進房間的時候阿隆把燈打開，但阿貞把燈關了，走向前抱著阿隆和他說了這段話，最後阿貞問他今晚能不能留下來陪她，阿隆說留下來一切只會更不清楚，他還是離開，靜一靜好了，因為這幾天他做了太多錯誤的決定了。然後他又走去把燈打開，照亮了阿貞被困在愛裡的寂寞。

有很多人觉得杨德昌的电影很话唠，仿佛不用台词就无法表达出他要表达的东西。我觉得一半是对的，一半是不对的。

青梅竹马 (1985)

8.0

1985 / 中国台湾 / 剧情 / 杨德昌 / 侯孝贤 蔡琴

对的是杨德昌的台词表达的就是杨德昌自己对世界，对生活，对社会的理解和态度，这是他电影中文本的力量。不对的地方在于，杨德昌对于那不用语言就可以表达的部分，同样驾轻就熟，尽显巧思。

《青梅竹马》里的两个例子

1.女主阿贞（蔡琴）带着妈妈去银行取钱，取完钱后给了妈妈10万块和一叠零钱，叮嘱妈妈这是打出租车的费用，然后阿贞就跟妈妈说要去上班（其实阿贞已经失业）离开了。下一个长镜头没有一句台词，妈妈在公交车站徘徊，叫住前方的一个女高中生，女高中生回头，带着阿贞妈妈查看公交车站牌，然后送贞妈妈坐上公交车。

一个无言的镜头，展示了妈妈多年来作为清贫家庭的家庭主妇的节省（不愿花更多钱打车）和深居简出（并不知道要坐哪一趟公交车回家，因此询问女高中生）。无言巧思。

2.男主阿隆（侯孝贤）被街头青年因爱生恨捅伤之后，坐在路边一整夜。在一连串镜头里，杨德昌在交待阿隆死亡这个事实时没有用台词，也没有给侯孝贤镜头。先是特写地上的鲜血，然后是盖着白布的担架被搬上救护车，关好门后，医生没有急着离开，而是停下来，和发现阿隆的警察点了根烟，开始聊天。

如果阿隆还有救，医生必定应该马上驱车离开去医院。这个抽烟交谈的镜头，没有给台词，却交代了阿隆死亡的事实。

杨德昌的两个无言巧思，还有阿隆好友阿钦（NJ）开车时带着的手套，足见他在剧本创作和呈现手法上，想的多深入，多细致。不用台词能更好表达的地方就不用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