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嘉年华

微信公众号：movie432 首发于 MOViE木卫

看完电影，心上心下个不停。白裙少女，冰川蓝机车，还有前方未尽的路，到底哪个能逃离现实到更远。我们无从知道。

海边的故事在小米的出走后，戛然而止，可又确实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去上路继续。

当时我冒出来的心里想法，跟先期观影的朋友出奇一致：这是2017年，在电影院看过的华语片最佳。

《嘉年华》的成熟，不仅意味着文晏从拍摄《水印街》到这部影片的惊人提升，其镜头语言与作者诉求的统一性，暗中抛索，丝丝入扣，营造了一个真实，梦碎和绝望的东方时空。

它的成功，也不是孤立的存在。黑户少女小米，未尝不是从湖南飞来的《笨鸟》，或者是更遥远的，来自云南边陲的《米花之味》。如此跨度的联想，只为说明《嘉年华》的出现，不但是对导演艺术才华的肯定，也是写实风格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在中国并不是孤立个样，一小版块。它们是有白纸黑字的充分根据。

再用大白话说，《嘉年华》是近十年少有的，聚焦于当代社会矛盾与性侵少女案件的电影。有人试图告诉外国观众，电影里的中国，就跟现实中的中国一模一样。我所想到的也如出一辙，电影人物所出没的空间，跟现实中生活的市镇一模一样。

片中人物包括了黑户，打工者，旅馆老板，无业人员，流氓打手，小学生，普通父母，警察，律师，医生，还有面目模糊的权势人物。之所以一一历数这些身份职业，正是因为观众在现实生活经验中，会与这些角色产生过实际接触，并进行有效观察。

《嘉年华》从一片海滩，一座海滨城市，一间根植于每个人出游印象中的民宿酒店，引出发生一个房间内的黑暗秘密。好奇，疑惑且不安地注视这一切的，除了电影院观众，除了监控摄像头，还有一个年轻女服务员的眼睛。

在文晏的构思里，片中女性角色性格多样，各具特色。也不难发现，《嘉年华》的女性卡司上，她们的长相特征，比如大眼睛。从00后强势崛起的文淇、周美君，到曾是中戏五朵金花之一的史可，都有某种相仿神似。在她们身上，埋藏了人物命运互相转换的可能性：比如长大以后的小文，变成了小米。未来的小米，也许变成了莉莉。结了婚，生儿育女，又变成了小文的妈妈。如果不是这么悲观绝望，倒还有成为一个代表正义与公信律师的可能。

片中还有一个大写的，居高临下的女性形象。《嘉年华》从海报，开头，剧中再到结尾，一再反复出现了这座巨大女性雕塑的戏份。值得一提的是，它从未在一个大全景里面出现。我们所看到的梦露，只是一小截，一部分，直到被支离，吊起，拖车拉走。

海边的梦露雕像，她云集了女性性征魅力于一身，又是吸纳了男性欲望的万千投射。好事者研究说，当梦露瞪大双眼，她有如洋娃娃般的青春少女。当她微垂眼帘，又是热情似火的性感女神。男权社会错乱的欲望倾轧，导致了《嘉年华》事件的轮番上演。正如微博热搜上的女童、留守儿童、中小学生、研究生博士……每次看到这类新闻报道，网友都会无奈感慨，她们不是最后一则。

小米的手机里，拍下了梦露的裙下风采。拍婚纱照的人们，只是把梦露当做背景。她的大红高跟鞋，飞扬起来的裙摆，肆无忌惮地面对着大海，也引来了狂蜂浪蝶的小广告。

戏中男性，唯一有正义感，秉持了正常操守的，只有看起来不像父亲的耿乐。令人觉得讽刺的是，这名父亲的婚姻家庭与工作事业都有问题，处于同样好不到哪去的境地。令部分观众觉得不够的是，他好像应该爆发得更为强烈、粗暴一些。

在耿乐身上，《嘉年华》再次压制了一点就燃的怒火。那不是电影想要的。

无人，空旷荒凉的海边游乐场，正在等着一场即将到来的盛大嘉年华。可是，在庞然大物的充气通道上，只有两个女孩避开了家长，学校与人群的嬉闹时光。她们像渺小，徒劳的钟摆一样，停留在了人生中的某个时刻。

如此情景，尚还引发不了成人世界的孤独，寂寞和感叹。306房间的秘密，只会在小文不断长大后，被扎破，并发作，足以把一个纯洁的人类摧毁。

回想这一幕，就能发现《嘉年华》的忧伤所在：她们的快乐成长，只是需要陪伴。好比回到小文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光，就连无聊踢树枝的场景，也快乐胜神仙。

《嘉年华》所要说的，当然也不止于这碗鸡汤。少女与金钱，啤酒，假发，口红的关系，无一例外地指向了成人（男权）世界的贪婪诱惑。面对这场上下合谋，无时不在上演的倾轧侵害。小文的悲剧，可能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几乎没有现身示人的刘会长，并不是一个类型片里的孱弱反派。恰好相反，他的模糊，他那无处不在的触手，GPS定位，买通警医，已经强大到了足以颠倒黑白，就地掩埋的疯狂和荒诞地步。

梦露雕像的离去，引发了一些影迷对于安哲罗普洛斯，《再见列宁》的联想追忆，更有甚者，觉得少女的机车驰骋——在速度感变化提升中感受到生命节奏变化，也会想起《南国再见，南国》和《路边野餐》。在我看来，影迷型的触类旁通疯狂联想虽然过于放飞，却更说明《嘉年华》所表现的环境时空，是一个真实，可信，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世界。《嘉年华》被与之并提，说明了水准可靠。

雕像当然也会死亡。费里尼《甜蜜的生活》的开场，就是一尊耶稣雕像，被直升机吊在天上被拉走，遍布空虚。主人公迷失了自己，失去了一颗纯真的心和对生命的开放态度。那个荒诞故事发生在罗马，费里尼却认为是一座内心之城，永恒之城。

《嘉年华》的海滨城市也是如此。同情片中的小文与小米很容易，但《嘉年华》要说的东西：爱，温暖，还有停止来自外界与亲人的二次伤害。其实更难。

11月24日，《嘉年华》上座率超17%，居当日新上映影片之首，侥幸逃脱院线一日游的命运。相对客观地说，影片在商业上的初步成功最大原因依然是实际上并不应该发生的“热点”事件。尽管一部优秀的艺术电影能被更多人看到着实是可喜之事，但是达成这一结果的方式却终究无法令人欢欣。

我在11月12日观看了《嘉年华》的点映，给出了今年第一个华语五星的评价；11月24日正式公映时去电影院二刷支持，依然维持了五星的好评。于我而言，影片最优异的一点在于对性侵儿童这一社会议题张弛有度的表达，并且在构筑影像世界的过程中将人物和情节开放给观众，从而呈现出内隐的多重层次，并在内隐中达到外向的社会批判力度。而在一些热点事件发生后，其社会意义也更进一步坚定了我五星的评价。

作为一部华语语境内题材、视角皆较为特殊的作品，《嘉年华》自上映以来也受到了争议性的评价。我也时常在这些给出的平庸较差评价中反复思索影片（以及一些影片外围）的问题，并尽力做出自己的解答。在让自己感受影片更多不同侧面以及不同友邻观看视角的同时，也希望可以更进一步地交流。在此将对这些问题稚嫩的思考汇总如下。

问题目录

一、《嘉年华》是在蹭热点吗？（……）

二、《嘉年华》对观众的积极作用只是在题材吗？

三、《嘉年华》的影像表达是贫瘠的吗？

四、《嘉年华》的符号运用是否刻意？

五、《嘉年华》的结尾是否削弱了表达力度？

六、《嘉年华》所呈现的是极端夸张的吗？（……）

七、《嘉年华》只是在做新闻报道吗？ （……）

八、《嘉年华》只是让观众可怜一部分人仇恨另一部分人吗？

九、《嘉年华》是一部格局狭隘的作品吗？

一、《嘉年华》是在蹭热点吗？

影片本身的创作肇始于2014年，性侵女童案件在当时已经有陆续曝光，但并未像近日热点(虽然事件并不完全同类)一般吸引广大观众的注意力。文晏的创作只是基于当时这一领域的客观状况。嘉年华的定档改档也早在某热点爆发之前，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影片并非蹭热点而是出于对社会现实的挚切关照(这是一个很愚蠢但依然有人质疑的问题)。

然而，当我们将视野挪向影片的宣发，这个问题就不再确切了。11月24日，《嘉年华》新宣传图释出，海报被染作一片血红，并加上了“救救孩子”这一在中国诞生了一百年的刺目标语。不可否认，这确实是基于热点风向所做的宣发举措。“救救孩子”这句以往在青年人朋友圈常作笑谈的话在现实面前释放了强大的道德感染力。如此看来蹭热点的行为是客观存在的，结果也是值得庆幸的，但是发生作用过程中消费热点的嫌疑终归让部分人无法完全舒畅地接受。

而影片在宣发其他方面一直没有过分张扬，即使是文晏导演领奖时的感言也并未就这个话题进行过多强调而只是只言片语精准总结。因此，我虽然不能完全认同这一行为，却又不忍苛责。毕竟，这可以看作基于现状权衡过后的适度催化措施。

相比宣发团队，或许观众的行为更值得探讨。无论是对这部影片还是对这一热点事件，观众们的关注能持续多久、行动上能改变多少总是绕不开的话题。而限于主观客观的种种限制（比如我们如何抵达真相、如何有时间去抵达真相），这些问题又断不能进行一刀切的讨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观看《嘉年华》这件事本身不应该成为通过“蹭热点”炫耀道德感的工具（也正是一部分人对道德感的粗暴强调让另一部分人产生了道德绑架的感受——而这一现象在《百鸟朝凤》、《二十二》等影片上映时早已屡见不鲜）。每个人观看《嘉年华》的感受与评价也绝不能被某个单一标准所束缚，应该推进的是具体意见的交流。（好的我承认这段话都是废话）

今年另一部受热议作品《二十二》

二、《嘉年华》对观众的积极作用只是在题材吗？

诚然，性侵女童的题材确实是长期缺位的（类似的有黄骥导演2012年的《鸡蛋和石头》与2017年的《笨鸟》）。这不仅仅是创作者的视野与勇气的问题，也是较严格的沈茶环境束缚所致。因而《嘉年华》在华语电影题材上确实做了开拓性贡献，更不必说其公映对大陆观众观影视野的积极作用。反过来，题材也给《嘉年华》带来了经济效益。

就目前而言，中国观众确实是看重题材的——或者说得更广泛一些，是偏爱故事与所谓的“内容”与“意义”的。《二十二》、《百鸟朝凤》是如此，前月热映的《看不见的客人》、乃至去年广受好评的《驴得水》等等同样如此。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的确是一种偏离电影作为“影像”本体的欣赏方式。但实际上，立足于影像本身的欣赏方式一直以来就是较高难度的，它可以作为一种欣赏角度多样化的趋势，却无法作为一个必须的衡量标准。

豆瓣评分高达8.6但也被不少影迷评价为“电视电影”的《相爱相亲》

但另一个疑点在于，除了题材吸引观众们走进电影院，这部作品的艺术形式就真的不发挥作用了吗？

只要有一部分平时看惯了热闹爆米花的观众在欣赏《嘉年华》时感受到了沉静、克制、平稳的力量，只要有一部分平时以多数电视剧为主要欣赏途径的观众在观看那些气若游丝的手持人物特写时发现了不同于以往的鲜活的影像体验，只要有一部分平时只能被动接受故事的全貌的观众开始注意到那些留白处的幽暗缝隙、开始花费精力去解读影片的符号隐喻……那么在题材之外，《嘉年华》已经承担了一部艺术电影的另一种责任——让更多观众体验更多不同的影像美学。

三、《嘉年华》的影像表达是贫瘠的吗？

这个问题或许依赖于对“贫瘠”一词的定义。假如说“贫瘠”本身就是一种美学风格，那么回答或许可以是肯定的；假如“贫瘠”只是一个对电影作为影像艺术的最低贬义评价，那么我恐怕不能接受。

影片的镜头全程没有可以称为宏大的调度。仅有的几个远景在海滩、游乐场转瞬即逝；剩余的时间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围绕人物关系与情绪构建出的中近景镜头与特写镜头。比如小文接受检查后与妈妈对峙的镜头，妈妈的身体在镜头中被切割至腰部上下范围内占据画面右侧，而声音宣告在场的权力，小文的身体龟缩于画面左侧，静止且沉默；比如小文透过门缝窥探妈妈与律师的对话，从小文黯淡的面部转换到小文视角完成缝合；比如开头部分拍摄梦露像时对小米的情绪呈现；比如专家“检查”时那个无声处惊雷的主观镜头；……

如此种种镜头语言都是相对简约、没有复杂的表征层次的。在这种“贫瘠”之中，影像直接的叙事功能被不断弱化，我们看到的是作为影像在延绵的过程中捕捉、凝缩并展开人物情绪状态的能力。

在《嘉年华》的特写中，我们极少将注意力分配到人物之外的元素中。我们盯着人物的脸庞，像是隔着银幕尝试一种不可能的面对面谈话，这种“不可能”所蕴蓄的情绪张力始终在寻找一个出口——但是镜头几乎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而是继续着它贴近却又漫长冷酷的编织与缝合；人物同样没有，主角的表情没有剧烈的变化，没有强力的纾解——压抑的影像空间就此形成。

另一方面，这种内向的压抑在影片整体中又形成了外向的展开。人物的面部和盘托出构成严格的束缚，却又将人物本身的内在开放给了观众。这种内在并非全部依托于演员的表演，而是在影片叙事所建构的情境中达成；加上影片丰富而自然的可解读物象符号，人物的迹象性状态与围绕事件的理性梳理相辅相成，最终完成了感受与知性的融合。然而，“开放”本身意味着观众有最大的自主权，却也让影片承担了遭受“浅薄”、“贫瘠”评价的风险。

“开放”这一点在我个人的观影体验中尤为突出。在以往的二刷经历中，我常常会在影片当前的情节中不自觉地跳跃到之后的时空中，从而试图在对影片的条分缕析中寻找更多可能的联系（尤其是年初六刷《爱乐之城》时）。然而在二刷《嘉年华》的过程中，我几乎全程沉浸于对人物当下状态的感受之中，并未不自觉地与之后的情节勾连。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嘉年华》在影像本身的控制力与对观众的开放性之间所做的平衡。

导演文晏说，她想讲的东西都在电影里，以哪一个话题代入从哪一个角度解读，都是观众自己的事。当然，这句话实际上适用于任何作品，但是放在《嘉年华》这部作品上或许的确更为贴切。在影像表达的“贫瘠”之中，它隐忍了真正意义上的丰富。

四、《嘉年华》的符号运用是否刻意？

如我之前所言，嘉年华的影像构筑的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观众们看到的可以是最贴近生活土壤的真实，也可以是无处不在的具有象喻性的符号。大到游乐场、海滩、梦露像，小到金鱼、化妆品、裙子、头发，甚至是女性双膝紧靠的坐姿、粉红的色彩，都可以做符号解读。但诸如此类的符号无不是契合影片所构建的故事场域的、也是符合人物心理变化轨迹的。他们并没有给我刻意填充的感觉，没有造成我心理上的冗余与堆砌感，而只是沉默地被搬运、被展览，就像冷漠而疏离的景观。

作为“景观”的婚纱照拍摄

以梦露像为例。梦露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本身就蕴含了多重的意义，而这些意义也在影片中埋藏了多重层次。梦露一方面是纯洁奔放的女性象征，而另一方面这种“袒露”与“遮掩”的纯洁奔放又被男性所凝视；更可怕的是，在被凝视的过程中，女性反而以这种男性视角下的标准开始了对自我的规训；天使的白色被黑暗围猎，又因围猎而自觉地禁锢于白色之中。

小米对梦露好奇，小文对梦露依恋，她们只能看到那表层的美好并满怀向往，却不能领会这种美好如何被利用并成为枷锁；直到梦露像被贴上牛皮癣，它似乎才显示出它真实的模样，而小米却已不能接受。最终，小米鼓起勇气去选择自己的人生时，倒塌的梦露反而成为了她前行的动力。在这一系列符号运用的转折中，梦露像的复杂性被完完全全揭示，而女性存在的困境也被完美包蕴其中。

当然，我也不得不承认，最后梦露像突然被拆除确实是有点突兀（按照日常逻辑完全可以雇人清理牛皮癣，但好像也可以当做一种发展中城市乱建乱拆现象的表述）。但是作为影片结尾的升华，甚至可能是超现实的处理方式，我似乎也可以忽略这种可能的瑕疵。

五、《嘉年华》的结尾是否削弱了表达力度？

经过多位友邻的比对，《嘉年华》的结尾的确经过了调整。第一是剧本原先没有将罪犯绳之以法，但是影片成品加入。这一环毕竟是影片成品之前，与审查并无直接联系，但是应该有创作者对审查和公映的考虑。第二是在大陆公映版中将广播声音调高，这也是最受诟病的一点。

许多观众表示这个结尾莫名其妙，大大削弱了故事的可信度与冲击力。但其实首先，影片整体的剧作一直非常含蓄，有多处留白。而且联系之前的线索，要进一步向上抗争洗雪冤屈也并非不可能。其次，即使广播声音被调大，这也并不一定能削弱批判的力度。两条新闻“坏人落网”与“关爱孩子”本身的对比就已经足够讽刺，而在前面如此黑暗的发展中突然点破这一丝义正言辞的光明同样可以产生反讽效果（我们看过的大会听过的总结还不够多吗？？？）。一个个案并不能拯救一个群体，更不必说对个体本身的伤害法律根本无法挽回。再联系第四个问题，这是否正是一种超现实的处理？小米真的会突然丢下口红骑上车出逃吗？这个案件真的就这样解决了吗？假如我们在现实中习惯了对诸如此类事件的揣测，那为什么面对电影我们却放逐了自己的“想象力”呢？（换个角度来说，这恰恰证明了影片之前的处理已经足够压抑，因而观众呼唤结尾的情绪出口。）

因此，这个结尾同样是开放的，表达的力度依然视观众自己而定。

六、《嘉年华》所呈现的是极端夸张的吗？

无论是豆瓣还是微博还是朋友圈，在碰到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品时都会有类似的疑问。这依然受生活的环境和观众对环境的感知力的影响。就我个人在中国东部发达地区五线县城的成长经历而言，这些恐怕丝毫不夸张。而在更加发达的地区，这些问题或许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完全有可能被隐藏得更深、或者以其他更可怕的方式存在着。

影片并没有过分强调地理环境，观众们只知道这是一座商业气息并不太浓厚的海滨城市（取景地应该是厦门？商业元素有商会、客栈、游乐场、堕胎场所、大排档还有卖银等）。地理语境在这里是基本模糊化的，这一点和《相爱相亲》的处理类似，影片的故事场域通过地理环境的模糊而达到开放，从而更具广泛的映射意义。

七、《嘉年华》只是在做新闻报道吗？

我一开始非常不能理解这条评论，但还是尝试着寻找一些可能的理由。第一，这可能是因为影片开放的结构更多选择呈现现象，导致被评价“浅薄”新闻报道；第二，影片的女性视角不见得能为所有人完全接受，反而让一部分人产生厌女症；第三，影片客观上存在的人物扁平缺陷与冷感处理让人无法感受到人物的血肉；第四，影片内含的政治性斗争性意义大于人性剖析意义，因而有无良新闻媒体的煽动感，所以除了题材一无是处？

但是，坦白说，以上这些理由，我自己，完全，不能接受……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八、《嘉年华》只是让观众可怜一部分人仇恨另一部分人吗？

二刷中我个人印象最深的镜头就是两眼湿润的耿乐从黑暗中走出。他或许曾经是一个不负责任、对女儿缺乏了解的父亲，但是当他目睹女儿与“背叛”了自己的好友重归于好，在那一瞬间他似乎完全达到了某种神圣的理解。而在之后的事件中，身居底层的父亲也一直坚定地站在正义一边。这一角色几乎拯救了影片一边倒的黑暗男性形象，让我们对男权社会深恶痛绝同时感受到了男女之间交流互助的可能性。或者说，他跳脱出了男权社会赋予的属性，成为了一个生动的“人”。

而其他男性角色，从一直隐匿在银幕之后的刘会长到一直在台前演绎正义的王队长，从左右逢源的市井混混健哥到寥寥几笔勾勒的调皮男同学，确实没有一个是正面角色。对诸多非正面角色产生厌恶甚至是仇恨情绪都是观众自然的反应。但是由于耿乐这一角色的存在，使得男性这一群体并未沦落至完全被鞭挞的境地。

与此相对应，母亲这一角色也让本来就较立体的女性群像更加富于深度。作为相对负面的女性角色，母亲通过对小文的“荡妇羞辱”进行了二次伤害。这种女性受害者有罪的思维显然承继自男权逻辑，影片中的母亲形象也的确更靠近相对传统的男权社会，成为女性这一群体中刺目的缺口。

其他女性角色中，作为主角的小米因生活所迫而贪恋钱财，小文敏感而又坚毅，小新懵懂因而被谎言所驯服，莉莉经过谎言的创痛卸下了迎合的假面，史可作为拯救者知识精英女性则相对单薄。整体看来，女性的形象多元且结构完整。每个人物的背后都暗含了相对应的思考却又大多不显得功能化。（这一效果和影片的影像呈现方式密不可分）

回到这一问题中来，《嘉年华》是否存在着表达对男性群体的“仇恨”倾向？的确有，但是仇恨的与其说是男性群体这“一类人”，不如说是“男权”统治这一体系，或者从其他角度来说，是这个物欲（包括金钱也包括被物化的女性）的社会。反过来同样如此，女性群体的内部同样存在着矛盾，而这种矛盾恰恰是与对“一类人”的单一情感倾向相悖的。

诚然，在关于影片的讨论中，影片的复杂性容易被简化。这一方面是由于影片本身的确存在一些人物形象单薄的问题（尤其是男性），另一方面也是部分观众在讨论中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这些言论或许不成熟、或许失之偏颇，但起码已经开始了反思的步伐，只不过更进一步的思考仍需要通过交流完成。（废话，划掉）

郝律师这一角色确实较为单薄

九、《嘉年华》是一部格局狭隘的作品吗？

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如豆瓣第一条短评所说，《嘉年华》是一部优秀的“青春片”。那么在呈现成长的过程中难免设置受限的视野。而影片已经通过不同年龄的性别角色结构呈现来尽力突破狭隘的青春片视角去达到社会批判的层次。

另一方面，所谓的“狭隘”，其实是创作者选择与裁剪的结果。假如《嘉年华》已经在讲述受害少女的青春成长这一个点上达到了深刻，那么所谓格局的“狭隘”也并不影响我对它的喜爱。毕竟没有一部作品可以面面俱到。

一个强行填入的结尾

11月26日晚，文晏凭借《嘉年华》获得第5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而在昨晚的豆瓣首页，我也看到了关于“导演笑得这么开心救的到底是孩子还是自己的金马奖”的神奇评论。

然而，昨晚我还对这清奇的脑回路嗤之以鼻，今天欧盟影展看了《魔方》之后却反而对这种观点有了些许的理解。

这种抗议的背后是当代艺术在观照现实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当艺术仅仅成为艺术自身，或是当艺术仅仅依靠于所处的场景，或是当艺术对现实的关照仅仅在为贫瘠的我们提供一剂安慰，这个世界就会陷入“魔方”的悖论之中。

我们所有人围着大银幕这片魔方欣赏，我们以为已然通过影像抵达了真实，我们为影片的现实批判意识所痴迷——然后我们继续站在魔方这一信任与关怀的圣所之外，继续占有“平等”的权利，继续拒绝平等的义务。

“打破沉默”、“救救孩子”，又岂是《嘉年华》一部影片所能做到的呢？

本文首发于《映画台湾》公号 11月13日

上世纪50年代，美国道德和性爱思潮的涌涨中，梦露妩媚性感的形象受到了广泛的追捧。几十年过去了，在中国某个小镇，因为裙摆掀的太高，梦露從女神变成了荡妇。

2014年6月，广西贵港，一樽玛丽莲•梦露雕像，构建之初就打出了“全世界最高梦露”的旗号。落成之后，人们争相簇拥在她的裙摆下，小心地窥探和议论着。

在商业中心街头矗立了仅6个月，因为“有伤风化”，而被有关部门勒令进行了拆除，性感女神最后如同垃圾一般躺在了郊外的废品处。

贵港的轰然倒塌，迎来了另一座梦露在《嘉年华》中的平地而起。

电影开篇，女孩小米站在巨大的白色裙摆下，她轻抚雕像鲜红的脚趾甲。

她神情满是惊羡，梦露在她眼里，只是好看的女人。

仿若西西里岛黑暗旋涡中的玛莲娜，越美的事物，越经不起俗世的洗礼。《嘉年华》像附在社会现实面上的油麻纸，你从外围看得通透，当时伸出手触碰，却发现这层薄纸脆弱得可以。

黑户少女小米在海滨小城的一间旅馆打工，时时面临着因为年龄身份问题而被辞退的危险。她替前台顶班的某个深夜，一位成年男子领着两名小学女生来到旅馆开了两间房。

当晚，小米在监视器中看到男子强行闯入隔壁少女的房间。事后，学校察觉出异样，将女孩们送到医院检查。处女膜破裂，两名少女被性侵了。可是因为旅馆的监控系统老化无法保存视频，警察缺乏证据，施暴者逍遥法外。

中国的电影工业环境下，投机者们渐渐发现，观众的情绪其实可以点燃和操纵。于是，情怀、爱国相继成为了可被消费的商品。正义感驱使下的愤怒，当然也可以被利用。

《嘉年华》的故事，很像一则社会新闻。女童被性侵放在当下，是一个非常可以引发讨论和关注的题材。

文晏难能可贵的一点，在于她从始至终都没有通过影像来发泄情绪获得共鸣和认可。

我们生活在一个似嘉年华般的时代，人们如同坐云霄飞车一般，尖叫着发泄着直观的感受。

无论是南京高铁猥亵养女事件还是留守女童被性侵案例，当这些社会阴暗面被曝光在公众视野下时，民众用键盘充当着自己正义使者的武器，喧嚣着“把这个禽兽抓起来”“还是不是人”，如此“正义凛然”的话充斥在网络平台上。

我们附和，我们赞同。

我们有太多愤怒，却太少思考。层出不穷的事情在媒体上逐渐冷却翻篇之后，人们又恢复到什么都没有发生的状态。

愤怒就像曾经向河流中投入石头，掀起过波澜，很快恢复平静，死寂到你甚至连波纹都察觉不出。那些遭遇过伤害的人，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没人记得去关心了。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认为，酷刑作为一种公共景观已经消失。暴力并非只有被展示，从能达到惩戒暴力的目的。

电影当中隐去了犯罪人的形象、甚至连侧脸都没有。“我更想探讨其他人是不是尽到了责任？社会又给予他们什么保护了？”文晏在映后谈中如是说。

这场性侵在《嘉年华》中，只是引导观众去认识反思这个案件的媒介。而比性侵更让人心寒的，还有现实中无形而隐晦的羞辱和冷漠。

案发的当晚，两个少女小文和新新曾经向前台点了四罐啤酒。喝啤酒似乎不是一个“好女孩”该有的行径，于是警察审讯的时候对她们的口供表示质疑，不停追问着喝酒的细节。

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事后也无法给受害人应有的温暖。小文的母亲得知此事后，痛苦又羞辱，在医院当面给女儿一巴掌。回家之后疯狂地扔掉女儿柜子里的裙子，嘶吼道“让你穿这些不三不四的衣服”。

不能说警察对少女没有半点怜悯，母亲就是冷漠无情的异类。相比无知到根本不知道处女膜是什么、那晚发生的丑恶为何的两个小学女生，成年人反而因为深知事情的恶劣性必然会更为痛心。

只是在痛心疾首之时，他们共同默认了这些事情因果中的“因”除了那个丧心病狂的禽兽，有一部分出自女孩们。

小时候爸妈就警告你，衣服不要露太多。为什么？因为会有坏人，这规训话语背后潜藏的逻辑是，行为不检点便会引来不幸。

所以，《嘉年华》中人物的举动和做法你并不会觉得怪异陌生，不会认为只会在戏剧当中出现，是被夸张、被反面塑造的存在。

他们真实，他们就是生活中的你，我，他。

对遭受性侵的未成年人实施羞辱和冷漠，是对受害人的进一步伤害。性教育在我国的缺失，则是把未成年引向恶魔的无形推手。

医院告诉女孩家属，二人处女膜破裂时，新新木讷地问小文，处女膜是什么呀。

影片中另外透露给我们的信息，拼凑出那个罪犯的身份全貌：滨海小城的一位有钱老板，同时还是两名女孩其中一位的干爹。

层不出穷的社会新闻中，对未成年人实施罪行的往往就是他们的身边人。

然而，某卫视的一档亲子节目，给女童安排陌生男子做父亲的做法依然“坚持不懈”着。因为话题之后是巨大的点击量和收视率，媒体更是乐此不疲地为本是“父女”的组合炒着CP。

娱乐至死的年代，不断地在消解着观众的思考能力，对某一部分观众而言，他们的偶像是肉体和道德完美的化身，他们听不得一丁点对“父女”组合的质疑，并回馈以“你思想怎么这么龌龊”的唾骂。

可层出不穷的案件发生之后，我们难道还不该拥有有一点独立思考反思的能力吗？

文晏在《嘉年华》中一一提出了这些反问。她把影像当作一把冰冷的匕首，直戳观众的脊梁骨，让你不寒而栗。

影片是以两个女孩的视点展开的，一个受害者文文，一个旁观者小米。但受害者和旁观者的身份在电影中，其实是互相转化着的。

不光呼吁着对未成年的性教育和保护，《嘉年华》也是为所有未成年孩子的安全发声。

黑户、童工，离家出走，小米的身份太过沉重，看似跳脱于这场悲剧之外，但是当她试图通过这件事来换取自己的安稳时，她也成为了受害者。

时间在电影中仿佛变成了轮回的管道，宾馆的前台，那个漂亮的堕胎出卖肉体的姐姐，似乎就是未来的小米。

仿若《尤里西斯的凝视》下的再见列宁，片末，梦露的雕像在广场上被拆除了。在导演文晏眼中，梦露不是女神、也非荡妇，而是白衣天 使（《嘉年华》英文片名ANGELSWEAR WHITE）。

小米穿着洁白的裙子，骑着逃亡的电动车行驶在公路上，逃过了出卖自己肉体的命运。

运送雕像的货车从她身后经过，压抑了许久的情绪，在这一刻随着音乐的响起得到解脱。没人知道她会奔向哪里，虽然前路未知，但人生最大的幸事，是生活依然存在着可能性。

《嘉年华》最想传达和期盼着的正是：有可能性的存在，才会迎来改变。

11月24日，影片会在全国上映。期待着这部片子会给这个社会带来那么一些变化。

在电影《嘉年华》的映后，我听到了很多观众的讨论，讲述自己的经历或者知道的关于性侵的案件，也在观影后由衷的感谢这部电影。好几个女孩流下了泪水。一部好的电影，首先扛起了它应有的责任。有勇气，有力量，也有美和暖。

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件使得虐童和性侵受到了社会重视，也引起了大众的愤怒。在谈性色变以及缺乏基础性教育的中国，大多数女孩在遇到类似的事件，都选择了沉默，甚至是在长大后才意识到自己被性骚扰。

电影《嘉年华》始于沙滩上巨型梦露雕像的裙下。12岁的女孩小文和小新被当地商会会长强暴，而15岁的女服务员小米目睹了这一切。电影并没有直接表现小女孩受到侵害的过程，而是围绕事件之后的剧情展开。

影片有个很浪漫的名字，导演文晏解释：“我们生活在一个像是嘉年华似的时代，无比光鲜，无比喧嚣。大家没有办法停下来，没有办法去思考背后的人和故事。我恰恰想讲的是这些光鲜背后的故事。而且嘉年华字面有美好年华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可以用这样的名字。”

对比女性角色，片中的男性怯弱、无措、自私自利，没有正面出现的犯人刘会长，作假证明的警察和妇产科医生，压榨员工的酒店经理，殴打女朋友的健哥，忍气吞声的女孩父亲。这并不代表本片是一部女权电影，而是导演在要求，男性应该发声。

影片的结尾，小米穿着白裙子骑上莉莉的电动车疾驰，再次踏上漂泊的未知。就像影片的英文名《穿白衣的天使》一样，无论她今后的遭遇如何，无论等待着她的会是什么，她永远拥有精神上的纯洁。

在金马奖获得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三项提名，《嘉年华》还是今年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唯一的华语片。

这是女导演文晏的第二部长片，历经四年的筹备和一年的剧本打磨，这并不是一次不负责任的社会新闻事件的改编，而是经过深入思考后的历时良久的有态度有技巧的创作。

她说希望这部电影能为大家提供一个讨论问题的起点，而不仅仅是一次情绪的宣泄。

电影虽然是在讲性侵，但它没有直接讲这个施暴者是如何去性侵小女孩，也没有女孩自己的心理状态的描述，而是去讲性侵之后，围绕这件事相关人群的反应和随之带来的事件。您是如何做出这样的视角选择呢？

文晏：当时我也做过一些研究和咨询，这些孩子还处于懵懂的状态，尤其这种一次性的伤害，她们都不太懂，在当时表现不出明确的态度。我们国家没有性教育，很多孩子连身体的部位都说不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这样的案件大家都不知道。她不会表达，也不知道该怎么跟父母说。

我不想故意拍得很惨来赚取大家的眼泪，我想讲的是整个社会机制在这些问题上的缺失。所以我选择了这样的处理方式，反而是之后大家的反应给她造成了二次伤害。

所以也没有很细致的去讲事件发生的过程。

文晏：加害人没有那么重要，这样的事件发生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但我不讲偶然性，而想探讨社会必然性。犯罪总是有，我们该如何对待这样的案件，如果对待这样的少女，我们整个社会该做什么保护措施。案件只是一个载体，所以在片中我也没有让加害人正面出镜。

小演员是否知道完整的剧本？还是调整为她们可以理解的剧本？

文晏：文淇是在开机前才给她看了她的一半剧本。她们的年龄太小了，也不太可能理解剧本的整体，所以只要专注在她自己的那部分就行了。她只要理解流浪儿童打工，每天为了多挣五块钱这部分就行了。

美君我是完全没有给她剧本，让她专注于跟父母的关系，建立人物情感。没有必要给孩子她们不能理解的东西，那样不能帮助她们的表演。

片中的男性形象都是比较怯弱的，影像上的表达也是不完整的，您是在刻意弱化男性吗？

文晏：我的电影反对的是偏见，所以我不可能带着偏见去写剧本。我想反映的是社会对女性问题无意识的状态。相比一些西方社会，我们对女性问题的探讨相对少，女性意识也是有局限性的。所以没有专门对男性有怎样的处理。

我关心的是人的境遇。你之所以是今天的你，是你所有成长环境和周围人造成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才会做这样的选择。我想通过这些小人物，投射出整个社会的样貌。

有人觉得父亲懦弱，但是这些小人物确实是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他是没有发言权的。耿乐说“那公道呢？”，我一定要让他说这句台词，但是是退后三步才说的方式，就因为我们的公民在今天的社会里不习惯说这样的话，而事实上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坦荡的大声说出来的。

小米有句台词非常感人，说这里沿海很暖和，即使无家可归也能睡个好觉。如果向观众完整的讲述小米这几年的打工经历，一定会触动到更多人，为什么没有讲她自己的这部分？

文晏：留白让你去想象，其实是更打动人的。就像今天我跟你见面，以后很可能就见不到了，我对你的了解就只是个片段。但是想象的空间是特别大的。篇幅所限我只专注于现在的故事，但是我想在有限的时间内让你看到小女孩做了这些事情，让你最终理解她是从哪儿来的。

当时选定南方，就是我想，一个流浪儿童经常食不果腹、流浪街头，她之所以能存活下来，就需要找到一个温暖的地方。

电影很有趣的一点是她没有出于同情而帮助她，而是她自己的境遇让她这么做，这是怎么设置的呢？

文晏：一个是为了避免商业片的套路，两个主角一定要有很多的交锋，我希望它有一种真实感。她们唯一的偶遇是开篇那一次，但她们彼此的影响是更深刻的，她们面对的抉择才是彼此真正的联系，而不是说一定要碰到。

电影里很少出现完整的梦露的形象，只有指甲油、高跟鞋等等符号，为什么？

文晏：前后出现过六次，也是非常仔细的设计。从第一个镜头出现难以分辨，到后面红指甲对观众的冲击力。梦露的形象大家看得太多了，我也不需要她在片中非常具象的呈现。她就是代表了一个女人。

有人看完电影说我在片中其实只讲了一个女人。她所代表的就是这样的概念。很多人光看她的脚就已经能认出她来了。

小文第一次夜里来到海边看到的是她的背影，她很丰满，有宽宽的肩膀，带有一点点母性，小文会觉得她就像她的妈妈一样。她有很多丰富的意象，我用不同的角度去呈现，也有不同的意义。

我不想让大家只是想到梦露，而是想的是女人。

看片时有两个镜头印象特别深。一个是做妇科检查时的主观视角，另一个是梦露腿间的灰色建筑。这是女导演少有的生猛镜头。

文晏：这两个镜头基本上就是主题嘛。我知道那个主观镜头观众看起来会有点不舒服，但这就是二次伤害。我不会去拍那种纯粹宣泄性的为了效果的镜头，但我觉得这个镜头是必要的。

比如我不会去拍性侵的场面，我对这个暴力不感兴趣，而我想要让观众看到的是社会对孩子的二次暴力。它是必须的，也是非常冷峻的，差不多是剧本创作阶段就想好了的。

看短评发现很多人跟我一样，结尾都想到了《四百击》。

文晏：我其实没有想到，但后来也好多人跟我提到。好电影对你的影响是下意识的，你喜欢这部电影，它进入到你的血液，不知道哪天就会生长出来。

上映版本加了一段广播，很多观众都觉得突兀，这是为了过审而特别加的吗？

文晏：下次你可以再仔细的听一遍这个广播，它还有非常有意思的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大家关注的大多都是案件，但我关注的是女孩子的成长。

我们希望电影能跟观众见面，也希望能在不牺牲我艺术表达的情况下，完整的保留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做一个非常小的变通，而且也不是简单粗暴的变通。

这件事情是跟每一个人都相关的，如果这些孩子没有受到很好的辅导和帮助，她到了成年面对爱情面对婚姻，都会反射出很大的问题，伤及的不仅仅是她自己，还有她周边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对这样的事情都没有意识，比如性骚扰，在西方是很清晰的，大家都知道这样的话这样的行为就是性骚扰，你马上就可以寻求法律手段。但在中国这是非常模糊的。这个电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讨论问题的起点吧。

很多人在看完片之后贸然的打上了女权电影的标签，这应该是您特别反对的吧。

文晏：对，我觉得标签都是简单粗暴的，所以我的电影采取的角度才是相对客观冷静的我也没有说我要引起大家强烈的愤怒或是怎样。愤怒不解决问题，愤怒不是导致很好的结果。反而需要冷静的思考和探讨。过于标签化口号化处理问题，就会造成一些对立和不愉快，但我们要的不是对立，而是大家共同来解决一些问题。

不管是参与制作还是自己执导，您选片的标准是什么？

文晏：就是好的东西吧，哈哈。会选择自己非常喜欢的，有艺术表达的、独立思考的、有立场有态度的电影。

大家在看完这部电影后提到了很多导演，比如觉得像安哲的电影，结尾像《四百击》，女主角又有点像戈达尔女主，包括摄影也请来了达内兄弟的御用本诺·德福。感觉您是一位很有迷影烙印，但是又不会做炫技的导演。

文晏：真正做自己片子的时候我不太参考其它电影，尽量让自己保持独立思考，但以前看过的电影会作为养分。也是因为处理这样的题材，要特别尊重你的人物和主题，但凡在里面加入任何炫技，别人就不再关心事件。这个题材决定了你必须非常朴素的捕捉和表现它。

对片尾音乐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是国内的创作者吗？

文晏：是的，文子，《夜车》《白日焰火》都是他做的。我们反复沟通，他也花了非常多的心血。威尼斯电影节主席第一次看完就说，给这样的电影作曲是很难的，因为现实主义不需要宣泄性的音乐，而是一点点进入，又要特别契合那场戏，把所有的压抑都释放出来。

您觉得这样的小演员，参与的第一部作品又是很特别烦的题材，您对她们今后的发展有什么期许吗？

文晏：我们在拍摄和宣传的时候都是对她们非常保护的，所有工作人员的言行都非常注意。尤其像美君演这样的角色，我们不能让她受到任何伤害和偏见。

小孩的路很长，她们是否能成为优秀的成年演员，都很难说，对于未来的计划我们也是顺其自然的，不给她们任何压力。

很难把她们当成普通的童星来看待，也不想把她们当成明星，不管是赞美还是批评，都要实事求是。